江西民居建筑源头探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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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上，笔者认为江西民居近缘点集中在宋元时期江西赣、抚、饶、信、修五大河流流域。该时段南方相对安定，江西处于南方经济的上游，人口众多，民居

综上，笔者认为江西民居近缘点集中在宋元时期江西赣、抚、饶、信、修五大河流流域。该时段南方相对安定，江西处于南方经济的上游，人口众多，民居分布范围较广，逐渐确立了泛江南地区民居发展高地。发达的经济促进了民居文化的繁荣，民居民俗和传统营造技艺流派也在此时成型。少数高质量的民居至今依然留存。庐陵民居文化也是在该时期成形，赣州宋城文化至今滋润着当地的文化。有了近缘民居，就有继续向后延伸的基础。民居的发展有时以更替的形式出现，此消彼长是常态，在民居建筑材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不同时期的民居有时并存于村落的不同区域，比如安义梓源民居，有现代的、建国后的、民国期间的，分别集中连片呈现。

民居有了双源头，远源涉及民居考古遗址，近缘涉及民居较早的遗存实例，其保护与传承就更有针对性，在快速更新的背景下，为民居建筑传承谱系的梳理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样，有了江西民居发展的起点和近缘节点，梳理江西民居建筑全史就水到渠成。

资料来源：

图2，4：江西测绘局成果公告；

图1，3：作者自绘。

注释

① 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中国现存最早宫城,中国新闻网,2017-6-9[2018-12-20],

② 同属吴城文化遗址的发掘,还有德安石灰山遗址、九江神墩遗址。参考:李家和.江西德安县石灰山遗址文化分析[J],南方文物，1989（3）：14-18；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J]，南方文物，1987（2）：1-19。

③ 参考：许范智.吴城商代遗址考古记[A]//江右仿古[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135-136；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A]//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3）[C]，文物出版社,1981:137。

④ 参考：王上海等.江西省金溪县后龙岗环壕遗址考古调查简报[J]，南方文物，2017（2）：59-66；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抚州市文博博物馆管理所、金溪文物管理所编，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报告Ⅱ（金溪县），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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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ossi A.The Architecture of the ： MIT Press，19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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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尚义，张慧芝. 历史流域学论纲[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94+120-133.

[12] 万幼楠. 王阳明与赣南客家地区防御性民居的发生与发展[J]. 建筑遗产，2018（4）：69-79.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古村落档案‘泛化’现象及管理路径研究”（编号：15BTQ072）

国家社科基金“明清民国时期江西民居时空分异格局及机理研究”（编号：18CZS071）

康勇卫，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宏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徐欣云，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副教授

众所周知，城乡建筑大都由住宅所构成。先秦时期，住宅和其他用途的房屋没有多大区别，任何性质的建筑物都是由住宅发展而来的[1]。一般来说，民居建筑先于官居建筑出现，比如“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周易·系辞下》），再之，“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尽营窟，夏则居橧巢”（《礼记·礼运第九》）。可见，将官居建筑遗址认定为民居建筑的源头不可取，官居建筑受民居建筑启发、由民居建筑发展而来。因民居坚固程度不如官居，现留存遗址大多为官居，呈现出实例民居晚于实例官居、文献民居早于文献官居的场景。目前，我国最早的官居建筑已推至公元前4300—公元前3900年①。关于中国民居建筑源头，学界见仁见智。刘敦桢认为人类最早的民居建筑应是新石器晚期的袋穴、坑式穴居、半穴居以及简单的围合房屋，并附大量考古遗存以佐证[2]；陆元鼎认为石器时代的穴居为最早的民居形式[3]；孙大章认为穴居和巢居为原始社会的两种居住形式，分别对应北方、南方，并演变为抬梁、穿斗两类间架结构形式，半坡、姜寨遗址为其例证[4]。实际上，穴居并非北方独有，“处於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以上民居源头认定大同小异，穴居是共同所指。随着民居考古遗址的新发掘，其源头认定将出现新论断，在多元认定格局中，确定一个能普遍接受的源头是较为迫切的事情。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探寻民居源头是提炼民居原型的必然步骤，也是充实先秦民居发展史的重要环节。相比全国民居源头溯源，区域民居源头找寻相对好操作，应首先溯源；反过来其结果也有助于全国民居源头的认定。江西地理单元完整，历史时期为移民大通道，民居类型更替频繁，探寻其源头，具有全国意义。民居远源时间一般较为久远，其材料及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留存至今，虽无实例，但可借助文献记载和民居考古遗址来复原。民居近缘应是距今时间较近、有实例存在民居建筑。1 江西民居建筑的远源一般认为新石器时期万年仙人洞遗址是江西最早的居民居所，但其起居功能较为原始，还不足以认定为完整的民居，但至少排除了江西民居源头外来说。樟树吴城遗址的发掘，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加上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赣中为吴文化的源头之一。如此，为民居建筑的源头的探索提供了线索与范围，即江西民居的源头应先从赣中和赣东北入手。即使确定了大概的追溯范围，但民居遗址分布点众多，较有说服力的源头还需进一步确认。为避免同一地区同一类型民居源头认定莫衷一是的问题，首先应统一认定标准，笔者认为民居源头辨识标准主要应考虑以下几方面：民居出现时间较早，有文献记载，并有相应考古遗址佐证；没有实例参考的，应有90%以上相似度的复原品；有完善的起居功能；有民居匠人的记载，并有相应的营造技艺；后续民居发展以它为原型、受它影响。依据以上标准，江西民居的源头应出现在西周时期，散落于吴城文化和万年文化分布区域。商代万年文化广泛分布于饶河和信江两岸的河谷阶地、河口冲击平原以及近河的二级台地上，该文化的代表肖家山墓葬成长方形或方形土坑竖穴，周边不规整；南北方向，有的墓坑南端两角筑有二层台[5]。两处文化区域的民居起源于商代，定型于周代。吴城文化的代表吴城遗址城址平面近方形，并有城门和城壕。城址内发现有房基、陶窑、水井、道路和铸铜、祭祀场所等遗迹，相应可分为制陶区、冶炼区、居住区和墓葬区②。在居住区，吴城先民的生活场景大概是：在靠近肖江的向阳坡上，集中分布着茅草盖顶的简陋房屋。这种茅舍面积不大，室内宽度不到4m，呈长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和墙壁都经过焙烧，糊有一层青灰色的硬面，屋里整洁、干燥，中间有个灶台，可做饭和取暖③。从万年文化和吴城文化的建筑遗址特征及遗址空间分布来看，两个区域先前是独立发展的，赣中北的吴城文化受北方中原文化影响较大，赣东北的万年文化江西地方特色多一些，后来二者逐渐走向融合[6]，结合部在抚河流域。在抚河流域的金溪、宜黄发现史前及三代民居遗址很好地证明了抚河流域的结合部地位，以金溪渣溪遗址为代表，地层中发现烧土块、灰烬遗址，环壕类和岗地类为主要民居遗址类型④。民居及周围环境的布局离不开工匠的指导。西周时期出现百工以及管理百工的官职。《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有“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谓之百工”的记载。另，《考工记·冬官》卷首郑玄注云：“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此时的百工可能是国家工程的御用匠人，也参与民间民居的建造；民间百工还处于管理之外的游离状态，没有纳入管理序列。但民间百工的营造技艺也趋于成熟，从修水跑马岭房址可推断，当时的营造程序大概是：①用红烧土块等夯实居住面、挖出火塘和窖穴，特别是挖出并夯实墙基（包括小套间隔墙）、铺置柱础，烧烤地面、火塘、窖穴和墙基；②竖立墙基和室内立柱，并用木骨泥墙法筑起四周和套间式隔墙墙体；③烧烤所有的墙壁；④架设并覆盖屋顶和铺设散水；⑤挖设室外排水沟和修整门道等。成熟的营造技艺还表现在台基的采用，使民居建筑上部结构趋于稳定；碾压技术在城邑民居及道路中的运用，民居的支撑强度和质量有了大幅提高；榫卯结构的采用，解决了绑扎结构处理木构架垂直构件与水平构件连接不牢固的问题。这些营造技术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樟树筑卫城遗址、吴城遗址、德安陈家墩遗址、新干牛头城遗址以及一些和民居建筑相关的储粮建筑、制陶建筑、采矿建筑中[7]。在民居营造材料方面，西周江西已制出陶瓦，但仅用于大型建筑坡面屋顶的屋脊，防止坡面交接处渗漏。之后，瓦的使用范围扩大，但生产规模和品种有限。在战国时期，耐水性强和尺寸划一的陶制砖开始在建筑中使用，主要用于铺地和砌筑地基。当时的墙体是木骨泥墙和版筑夯土墙，或泥质土坯砖墙。在多雨的江西，木比土承重效果好，房屋骨架木比土墙利于发挥优势，木框架结构应需而生。而从构木为巢到干阑住屋是长江流域构屋的开始，以浙江河姆渡村干阑木构长屋为代表[8]。商周时期江南地区诞生了一种干栏式建筑，是用木或竹为构架，底层架空、楼上住人的一种建筑形式，主要特点是屋顶为两面坡式，“长脊短檐”，这与当时赣东龙虎山悬棺的构造相类似：仿照居民住房制成屋脊形，底部有6足支撑，棺盖两头上翘，盖面中脊隆起，两边斜下为坡状；龙虎山区域为万年文化组成部分。选择了定居环境，有了材料及工匠，江西先民走出了“模仿自然”的惯性，开始搭建符合日常居住生活的屋架结构，先有双坡面、穿斗式木框架结构形制，后发展成由多个独立的民居围合的合院民居，这是人地关系在建筑型式选择方面的体现。经标准认定后的源头可以算是民居的原型。关于建筑原型理论，学者多有论述，主要围绕城市建筑对自然模仿基础上的长久保留主题展开。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ey）认为建筑原型是精确给定的，从实际制作角度来看，原型是一种被依样复制的物体[9]。 常青对历史环境中的建筑原型问题总结为新古典风格化、现代古典结构化、异性原创结构化三种类型[10]。实际上，民居源头的标准统一过程也就是民居原型的探寻过程。以石头为主要建造材料的纪念性建筑能长久保持，延伸至当前的城市建筑。江西民居以木构建筑为主，城镇建筑因战乱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留存不多。乡村民居一直延伸至今，但存续时间不长，却是当前传统民居向前看的参照。由此得出，民居源头以城市遗址中民居的复原为主要参考，原型以当前传统民居类型向前推演为主。综上，笔者认为江西民居的源头分布在吴城文化和万年文化区域，代表是复原后吴城民居和万年民居，与今天赣东北民居和赣中庐陵民居形成古今呼应之势。当时农业和手工业还未彻底分离，亦工亦农的生产性质决定了民居建筑材料城乡趋同化，城乡民居外观差异不大。临水而居的民居分布特点初步显现，当时的民居分布格局与当前民居点的分布特点是相吻合的（图1～2），只是在人口分布的多寡和居民点向沿河山区推进的程度不同而已。春秋时期，随着楚人东进和吴越西扩，赣北地区人口结构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先有史前的古先越民族，到商代西北虎氏、戈氏的移民，再到两周时期干越和扬越之分，同时有楚人和徐人的加盟。赣境人口来源多样化，民居原型将以不同地域人们的不同选择出现多种类型。此时赣北地区受政区调整、移民、经商等因素影响，江西民居风格趋于稳定。隋唐之后，由于水陆交通的畅通，江西成为移民目的地。明清江西人多地少，境内战乱不断，成为人口流出地，民居文化随即扩散出去，江西民居成为迁入地新建民居的源头之一。2 江西民居建筑的近缘图1 江西主要民居遗址点分布图图2 江西居民地分布（2015）有了民居原型，随着材料的更新、工匠技艺的创新、居住文化的发展和不同居民需求的变化，基于原型的分化或异化开始出现，并在一定时期形成较为稳定的民居类型。建筑原型是对自然界直接模仿，以建筑形式表现出来，而对建筑类型的模仿需要情感和精神。不同类型的民居有不同源头，笔者分四块区域，即赣东北、赣西北、赣中、赣南，来探找江西民居的近缘。赣东北包括上饶、景德镇、鹰潭，赣西北包括九江、宜春和新余，赣中包括南昌、吉安和抚州，赣南包括赣州所辖区市县。不同区域民居类型有不同判识标准，造成无法进行区际比较，标准应统一：与民居远源有关联，有遗存案例；形成独立的营造技艺流派；有准确建造年代；有匠人记载；流域民居与区域方言有一定的相关性；有别于邻省民居；近缘民居与后续新建民居有“亲缘”关系。历史地理学者认为历史时期人类住宅空间选择和人口扩散具有流域性[11]。传统民居选址布局同样如此，在营建住屋时，受限于水源，近水性成为民居首选考虑。按照以上民居近缘判识标准，从空间流域学角度，笔者认为江西四大区域民居近缘是清晰的。众所周知，河流的下游较易形成河口三角洲，人口稠密，民居密布，多为民居源头所在地；河流上游则环山而居，地势起伏不平，生活生产不易，居民点分布较少，往往是后期人口扩展地区。但也有例外，民居的源头有时与流域源头一致，在民居远近源（缘）中均有体现。就近缘来说，赣东北昌江流域的传统民居近缘在景德镇市区和浮梁县的瑶里古镇，以明成化年间（1465—1487）的祥集弄三号民居和瑶里古民居为代表，民居类型皆为赣东北民居。瑶里为瓷土的供应地，景德镇为瓷器的成品生产地，在同一生产链条上；在民居营建方面也有交流。瑶里位于昌江的源头腹地，景德镇处昌江中游，与安徽接近，受徽派民居建筑影响，从流域空间看，自成闭环，为独立的营造派系，影响波及下游鄱阳民居。婺源民居受徽式民居的影响，一般认定为赣北徽派民居；从流域学视角看，婺源同处在饶河、新安江上游，共同受景德镇民居和皖南民居的影响，婺源民居应同是赣东北民居和徽式民居的近缘。徽式民居因徽商的流动而外传，明清为扩散的高峰时期；而景德镇民居因瓷器而兴，明代最盛，早于徽式民居风格的扩散。赣西北修水流域的民居近缘点分布在修水县和永修县，以陈家大屋和样式雷民居为代表。赣西袁河流域的民居近缘点在中游的新余分宜介桥村，赣西北锦河流域的民居近缘点在高安贾家古村。赣中抚河流域的民居近缘点有多个，分别为广昌民居、黎川民居、南城民居和崇仁民居，位于抚河的源头或是其支流上。赣江中游的民居近缘点在吉安青原和吉水县，以庐陵古建筑为代表，乐安流坑民居也为其支流源头。客家民居近缘点在赣江源头支流和东江源头江西部分处，分布在上犹、赣县区、于都、龙南、定南和寻乌等地，多为围堡式民居，大多起于明代，是移民和地方政府剿匪政策共同影响而形成的[12]。鄱阳湖区民居源头，以南昌青云谱朱姑桥民居和湖口兽头屋为代表（图3）。由各流域民居近源初步推断来看，民居源头已突破了远源赣抚江中下游、信江、饶河流域，有了源头，产生了新的变异，并成长为新的类型，成为新类型民居的起点。而且时间集中在宋元时期，并延伸至明代。也恰恰是宋元时期，江西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为人口流入地，催生了民居原创的高潮。随着江西人口随流域深度扩展，民居空间分布也在扩大。随着人们生活足迹的扩大，江西民居近缘走向多元化。清后期至今，尽管江西受到多起政治运动的干扰和战争影响，但民居建筑风格基本发展脉络没有被打破，仍然延续着民居传承。过去，强盛的经济催生了大批质量上乘的传统民居；之后，相对落后的经济反而延缓了传统民居的消亡。如果说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居的兴建，那么民俗、民居营造技艺的延续保证了不同时期传统民居的亲缘性，也正是这种亲缘性，保证了江西民居近缘推测的可靠性。留存下来的传统民居是江西民居近缘后续发展的主要参照点，无形中促成了所在地村镇文化的承续发展至今。图3 江西民居主要近缘点空间分布图4 江西水系图（2015）综上，笔者认为江西民居近缘点集中在宋元时期江西赣、抚、饶、信、修五大河流流域。该时段南方相对安定，江西处于南方经济的上游，人口众多，民居分布范围较广，逐渐确立了泛江南地区民居发展高地。发达的经济促进了民居文化的繁荣，民居民俗和传统营造技艺流派也在此时成型。少数高质量的民居至今依然留存。庐陵民居文化也是在该时期成形，赣州宋城文化至今滋润着当地的文化。有了近缘民居，就有继续向后延伸的基础。民居的发展有时以更替的形式出现，此消彼长是常态，在民居建筑材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不同时期的民居有时并存于村落的不同区域，比如安义梓源民居，有现代的、建国后的、民国期间的，分别集中连片呈现。民居有了双源头，远源涉及民居考古遗址，近缘涉及民居较早的遗存实例，其保护与传承就更有针对性，在快速更新的背景下，为民居建筑传承谱系的梳理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样，有了江西民居发展的起点和近缘节点，梳理江西民居建筑全史就水到渠成。资料来源：图2，4：江西测绘局成果公告；图1，3：作者自绘。注释① 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中国现存最早宫城,中国新闻网,2017-6-9[2018-12-20], ② 同属吴城文化遗址的发掘,还有德安石灰山遗址、九江神墩遗址。参考:李家和.江西德安县石灰山遗址文化分析[J],南方文物，1989（3）：14-18；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J]，南方文物，1987（2）：1-19。③ 参考：许范智.吴城商代遗址考古记[A]//江右仿古[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135-136；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A]//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3）[C]，文物出版社,1981:137。④ 参考：王上海等.江西省金溪县后龙岗环壕遗址考古调查简报[J]，南方文物，2017（2）：59-66；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抚州市文博博物馆管理所、金溪文物管理所编，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报告Ⅱ（金溪县），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参考文献[1] 李允鉌. 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82-83.[2] 刘敦桢. 中国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1-2.[3] 陆元鼎. 中国民居建筑（上）[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1.[4] 孙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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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农业》 网址: http://www.jxnyzz.cn/qikandaodu/2020/1107/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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